“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自然审美是刘勰统筹《文心雕龙》全书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其文之枢纽开篇《原道》就点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审美立场，即一切文学创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间万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人文状态。刘勰不仅在《明诗》、《体性》、《定势》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诸如《原道》、《物色》、《时序》等都是以自然审美为主导意识的。本论文从“自然之美与自然之道”、“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自然审美与物感情舒”来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一、自然审美与自然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抽象复杂而又含义丰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熏染的刘勰这里，“道”的具体含义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黄侃在《札记》中释《原道》中的“道”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认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万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文澜注“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说驳黄侃的“非一家之道”说为“空言文以载道”。

刘勰在《原道》开篇列举了很多自然现象，内容说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无识之物”。自“仰观吐曜”之下，刘勰认为天地生成之后，“人”参与其间，“天”、“地”、“人”合为三才，对于人的形成，刘勰说是“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认为人是“有心之气”。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是人的文采，是“应物斯感”，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并非刻意创造出来的。不管大家如何争论，纵观《文心雕龙》整个文本，刘勰是以审美为本体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刘勰认为，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除此之外，他认为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所以刘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间自然万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会的人情冷暖时代变迁，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会中情感的自然发泄与流露，是“自然之文”与“人文之文”的统一。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

二、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

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其出现了众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细致的描写，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鱼虫鸟兽，不管形状色彩还是音韵唱响，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诗》中多有论说，建立了自然审美理论。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无论是借自然遣怀还是对山水而悟道，都侧重于寻找与主体思想相对应的自然景物。

因为景物具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在历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阐明了自然在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观点。刘勰在《物色》篇的开头就直接阐明“物”(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感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秋交替、阴阳变化，这些都是自然万物不同的存在状态，“物色”的变化促进了人类情感的变化，“物色”之“动”在本根上牵引着“人心”之“摇”，并且人们会以言辞表现出来。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景物，精心用文辞来加以表现，并列举了很多例证，刘勰认识到《诗经》作者已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无遗”。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到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是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以少总多”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三、自然审美与物感情抒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感”是古代文学审美重要命题之一，它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与审美体验的发生是由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的“感应”关系。刘勰认为创作之所以发生，其本源来自于内在情感被触动诱发后的积蓄，而这种感情的兴发则源于人对物的感应。《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认为人天性天生即禀赋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隐藏在人的内心，须有“物”的触动才会具体的发显。所以当人在面对四时物候的更迭变化时，心灵也会随之摇荡，并由文辞加以抒发。刘勰在《物色》中还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由于自然风物的召唤，触动了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审美的体验以及无限的联想，所以流连、沉吟在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之中，并通过“写”表现自然风物的气貌声彩。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此外，刘勰还在《情采》篇中对文与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说，其在《情采篇》中说：“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赞成《诗经》作者的创作，反对辞赋家的创作，情满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审美的体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先有内心感触，经过情感的“郁陶”、“蓄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发出来写成华美的文辞。刘勰强调情理是主，文辞是次，二者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辞才能到位。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轻情、重文轻质，逐渐背离了“诗缘情”的审美理想。他批评时人创作过于爱好新奇，语言浮诡，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颜色，在皮带上刺锦绣，情和采、文和质背离越来越远，造成讹滥。可见刘勰对时人的批评正是以自然审美为标准的。

文心雕龙注读后感篇2

时至刘勰去世，将近十五个世纪，但是他的名字在现在并不陌生，他的作品《文心雕龙》更可以称得上是绝世大作。《文心雕龙》这种文学巨作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冲击着我的感官，我想，是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与之共鸣。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中，感性地滋养自己文学的灵性，在文化的芳香和缤纷中，重新感受到一次高贵的文学“灌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泪光朦胧了苍颜白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云帆点缀了沧浪之水;“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陆游的梦乡回荡着铁骑铮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挣脱并超越了自己的苦难，显露出普度众生的情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柔情似水地掀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对饱经沧桑的神州大地发出历史性洪钟巨响。当我站在《文心雕龙》的高度重新去细细体会，品味文学，我发现了文学的真实足以穿透时空，足以穿透心灵。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兆世之言》曾写：“模仿、表现、甚至表达这类概念永远不会改变文学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总是晚于又仅次于“原作”(就表达而言，“原作”就是思想状态)。”刘勰的文学观摆脱了这种缺陷，因为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我们不必穿洋过海，但是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身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当胸生成云，决眦入归鸟” 的泰山极顶，还有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九曲，“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朴塞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秀丽江南。你可以在梅雨潭边陶醉于朱自清描述的绿色，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话;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为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眼的亮色。

文心雕龙注读后感篇3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文心雕龙注读后感篇4

?文心雕龙》一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磨砺，到了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熟知，实在不可谓不经典。历代文人对它的评价也都很高，沈约评价道“深得文理，常陈于几案”，宋朝黄庭坚说：“所论虽未及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鲁迅曾说过：“东则有刘彦和（刘勰字）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孚德之《诗学》。”于是这个学期我研读了一下刘勰的这部经典之作，虽然没有完全读完，不过对于里面的内容以及思想都有些了解，而且此文为标准的骈文，有些词句朗朗上口，对自己的文学素养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帮助。下面就简要谈谈自己对于这部书的一些感想吧：

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即写文章时的心思。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雕龙，即对文章的雕刻修饰。两个词合起来，就是说写文章的心思以及文章怎么写。这是我对此书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初步认识。下面分三个方面浅谈一下：

一、体大思精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二、核心思想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

三、文学史观

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

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正如刘勰所说：“略语则缺，详说则繁。”以上便是我对于此书的一些认识，就说到这里吧。

文心雕龙注读后感篇5

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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